可以考虑顺势加强亚洲的国际纠纷解决机构。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对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的经济背景做了详细分析。但部分媒体报道时，径直将这一信息变成个人破产制度有可能将在部分地方启动试点，甚至加上知情人士独家获悉等匿名信息源。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制宪会议的先贤们，毫不犹豫地在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有关联邦国会保留的权力中，写入破产法的立法权。有的殖民地，区分商人破产和自然人支付不能，并能够区别对待，商人破产相对容易即可获得豁免，而自然人自需要进入债务人监狱。2019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联南村村委会主任陈爱珠即公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考虑到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呼吁中央授权温州开展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将个人破产纳入破产主体范围。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按照他的结论，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三分之二以上的先贤们都是金融机构、种植园主等债权人阶层的代表。

在本专栏中，我曾勾勒过最近四十年美国个人破产法进化过程中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博弈。经管理人调查和法院审理后，如果认定被执行人无失信行为，且在执行阶段和债务清理阶段能够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即可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债务清理程序并下达行为保全令。然而，自由仅仅是资本强者的自由。

第三，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被广泛地认为体现了宪法最优异的特质。周公之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于是孔子开创了道学时代。换言之，它的‘终极关怀不在于考量规范背后的那些现象，而在于探究规范本身。[18]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得出的结论不同也就毫不奇怪。

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贩卖洋道不如贩卖古道吃香，一些贩卖西方自由民主道统的也穿上了黄袍马褂，参与到了贩卖古道的大合唱中。而在课堂上，坐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必须沉默，教师必须说话。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尧之所以授舜也。……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朱熹在《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说：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为学。科学精神是求真，技术精神是求用和求效。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如果三主体模型能够解释政治类型就没有必要采取四个或更多个主体的模型。君主相对强一些的封建专制政治比君主相对弱一些的封建专制政治稳定一些，但走向极端则物极必反，正像秦帝国的结局一样。[41] 柏拉图断言现实中的最好政体是法治的君主制。

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将政体分为三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就相当于按照最强者、几个强者联合和多数弱者联合掌握政治权力进行的政体分类。

对于规范宪法学来说，要力图克服传统规范主义的上述宿命（也就是他在上文所说的纳粹时期德国规范主义宪法学的‘恶法亦法），与其说索性放弃本身的那种重视实在规范保障的立场，倒不如说必须把握实在规范保障所必需的可靠前提，那就是：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中的价值核心地位，其次进而追求宪法规范向‘规范宪法的升华。第五，任何人都有能力自由进出市场。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批判对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牢狱之灾和火刑柱，还意味着金钱、地位、鲜花和掌声，甚至可以说，批判是他们自我实现的终南捷径。宪法是规范，宪法是与政治关系最密切的法律，甚至就是政治法。一个国家到底是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全球背景下不同性质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构成每个人的政治大环境，有些人有强烈的意识，有些人敏感性不够，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31]所以现实中的政体可能是君主制与僭主制之间、贵族制与寡头制之间或民主制与平民制之间，这样就可以分为更加丰富的政体类型。[23]以民主为道统的中国学者谈民主却首先接受西方人性恶的假设，然后接受西方民主理论，最后要求中国政治应该西方化，诸如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之类。

宪法解释学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传统实证主义的立场，而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是用来概称宪法解释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方法以及对这些方法反思所形成的理论。由于有了组织，原来的强弱关系可能会改变。

以儒家道统约束的君主政治在君主与贵族之间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社会主义政治对待强者的基本原则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在这些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一直受到强大的中央政治权力的抑制。其次，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国家。

[59]这段说得非常好，也是宪法学的常识。然而，真正能够自由购房的无疑是有钱人，穷人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哪能自由购买五套房？。[19] 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宪治和意识形态是当前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主流宪法学界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于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没有了合法性。

柯华庆主编：《党规学》，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54]自由规范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法治。

按照风靡全世界的一本美国政治学教材《政治科学》的观点，宪法的目的有多个：把国家的理想目标写入条文从而提供一种象征功能，规定了政府的结构形式，并试图为政府统治的权利进行辩护。[32] 柯华庆：《党导民主制：价值与正当性》，载于《学术界》2017年第5期。

[27]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由此，以道统自居的中国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形成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秦伯篇》）的道统文化，无论为官还是隐居，都可以以有道或无道来评判君主政治或专制政治。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些假设性命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从精确性上考虑常常是数学上的函数关系，首先要求这些假设性命题能够解释已知现象，基于这些假设性命题根据形式逻辑可以推出很多新的命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让强者先富起来，所以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学者言说政治分为两个阶段：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学者光明正大谈政治。

第三，人们拥有必要的知识使其行为理性化并符合其自身利益。[33]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一个富人面对一个穷人说：我们家的生活多好，你应该像我们家一样生活，你现在不能这样生活是因为你爸妈的问题，你应该造反。[34]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

2011年张明樹再次做的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表明，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扬善政治文化并没有多大改变。学生为了自己的前程，必须听某位教师的课，而在课堂上又没有人能批评教师，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它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